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移民与中原文化的传播

编者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原文化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研究的新热点。这一研究不仅是地域文化研究中不可阙如的环节，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和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态势看，其学术视野和理论分析的学理性还有待加强。同时，由于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广阔性和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它与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与其子文化形态如河洛文化的关系等，都有待厘清。另外，这一历史文化形态如何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并形成当代形态的中原文化，也有待探讨。基于此，本期学术笔谈特编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原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研究》课题组的一组文章，以期能将此项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移民与中原文化的传播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以中原汉民族南迁最具规模，影响也最大。其中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始于西晋永嘉年间，一直持续到南朝。

中原移民的第二次南迁浪潮始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这次战乱前后持续八年，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长达百余年的混乱状态，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这种社会状况，使相对和平的南方再度成为中原人民逃避战祸的首选之地。

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乱”。这次战乱导致了中原地区民众第三次大规模南迁。史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到13世纪初，蒙元崛起，开始灭金灭宋，中原地区战火更烈，居民南迁规模也更大，历史上河南人口最少的时期便出现在元朝初年。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南迁人口大约有500万之众，多寓居浙江、江苏，并散居于上海、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宋代诗人韩淲曾感叹道:“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涧泉集》卷一七《次韵》)史书也有“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的记载。

中国移民史至少半部是中原移民史，而移民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也主要围绕中原移民展开。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人口密度的不同，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中原居民向其他地区的迁移过程，往往是先进经济文化的传播过程。大量移民不仅给迁入地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自两晋南北朝中原移民大规模南迁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唐代，两湖、吴越已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宋代以后则超过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

移民更直接的影响是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负载者，在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的古代社会，人口的迁移无疑是文化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在历次南迁的中原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经济实力强、文化素养高的宗室贵族、官僚文人。这些人是移民人口的主体，而且在移入地也依然占居统治或主导地位，对于传播中原文化贡献尤为巨大。如《南史》共记述列传人物(不计后妃、宗室、孝义等传)728人，其中原籍北方的506人，南方籍的只有222人，这足以说明北方移民在南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主导作用。他们对于传播中原文化、缩短南北文化差距起了重要作用。

就文化传播的表现方式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礼俗是文化的基本内容。根据周振鹤、游汝杰的讲法，中国现代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几次移民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赣方言、客家方言、西南官话的形成是中原板块转移式移民造成的。(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44页)同时，中原汉民族的南迁带去了自己的礼俗，并逐渐得到当地的认可，成为民族共同的礼俗文化。春节、元宵、清明、中秋、重阳原是中原汉民族的传统节日，这些节庆自中原汉民族迁居南方后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流行，比如北宋末年，建康(今南京)移民因为多来自汴、洛，所以，“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街讴歌，尚传京城故事……气习大率有近中原。”(《至正金陵新志》，转引自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第53页)

事实上，移民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葛剑雄等人甚至认为:“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疆域史、文化史、地区开发史、民族史、社会史。”(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75页)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战乱，固然使中原移民离乡背井，承受了巨大的创痛，但他们的外迁，却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正面价值，应该是当初的移民始料未及的。(作者:王保国，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 光明日报 》2008年02月05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