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谈近十年的两周考古

在学术界，以两周时期某一考古学文化、某一地区、某一国别或某一遗址为主题举办学术讨论会并不鲜见。近十年来，据我的回忆，这样的讨论会就有燕、齐、鲁、吴越、晋、秦、楚等封国以及周原考古等学术讨论会。但以两周列国文化为主题的讨论会可能还是第一次。以某一国别、某一地区、某一考古学文化、某一遗址为主题的讨论会，范围较窄、问题集中，讨论容易深入，成果比较明显。以两周列国文化为讨论对象，时间放得较长，范围放得较宽，讨论的问题比较复杂，比较分散，成果可能不那么容易看得清楚。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样的讨论会对研究从西周到东周各方面的变化、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不同地区不同国别之间的异同及文化交流会更有帮助，有助于扩展学术视野和对两周列国文化的综合研究，因此是十分必要的。以下仅就近十年来两周考古的成果和进展、问题与不足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等问题略述管见、恳请批评指正。

一、成果和进展

十年来的两周考古，可以用“硕果累累，发展迅速”来概括，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发现层出不穷

据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重要考古发现》1998～2007年这十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属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重要发现有六十多项，其中十多项分别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涉及西周至战国、中原及周边、居址与墓葬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性质的遗址。重要的诸如周公庙带四个墓道的大墓，周原和周公庙的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及甲骨卜辞，北赵晋侯墓地M114、M113晋侯燮父夫妇墓及M8、M31晋献侯夫妇墓埋有100多匹马、48辆车的附属车马坑，羊舌晋侯墓地、横水倗国墓地、黎城黎侯墓地，陕西韩城梁代村芮国墓地，山东滕县前掌大商末周初大墓，河南鹿邑商末周初大墓，新郑郑公大墓，叶县许灵公墓，郑韩王陵、浙江印山越王陵，江苏鸿山越国高级贵族墓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张家川戎人大墓，湖南宁乡黄材炭河里城址，湖北荆州熊家冢楚王陵陪葬墓与车马坑，江西靖安越人大墓，四川成都蜀王船棺、山东青州西辛大型石圹木椁墓，湖北潜江龙湾楚王宫等。此外，尚有陕西眉县杨家湾、扶风五郡等窖藏青铜器等。以上列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2.宗周考古与先周文化探索取得重大进展

宗周考古与先周文化探索是两周考古中最主要的课题之一，在以下五个方面，都有重大进展。

（1）在沣西遗址分期基础上，通过周原遗址与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完善了西周宗周文化考古分期标尺；“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沣西毛纺厂H18的发掘和测年，为商周分界找到了界标，在沣西确认了典型的先周文化单位，为追寻更早的先周文化找到了一个起点。而周原遗址商时期遗存两期五段的分期结果，和一期为京当型商文化、二期为碾子坡文化，两期分属不同考古学文化认识的提出，掀起了新一轮何种考古文化遗存为先周文化讨论的热潮，促使先周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2）对周原遗址分散着多处居址与墓葬相叠压的居民点的布局特点的新认识，和与其相关的出土铜器族氏铭文的综合研究，对周原遗址性质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周原遗址是传统认识的太王所迁的歧邑，还是西周异姓贵族的封地？

（3）周公庙遗址多座带四个墓道墓葬的发现和多个带有“周公”字样卜甲的发现，使“该地应是周公封邑”的意见成为主流认识。

（4）面对西至凤凰岭东到周原一线周公庙、水沟、孔头沟等遗址的新发现，学者们提出了“大周原考古”的概念，大大扩展了人们探索先周文化、周人文明化进程和特点的视野。

（5）周原、周公庙甲骨卜辞的新发现，大大丰富了周人甲骨卜辞研究的内容及与商人甲骨卜辞的异同，周公庙甲骨卜辞出土单位H45年代的讨论：对周人甲骨卜辞过去的断代，提出了新挑战：究竟哪些是先周甲骨，哪些是西周甲骨，先周甲骨与西周甲骨有什么区别？

（6）继洛阳北窑铸铜遗址之后，周原、周公庙和孔头沟遗址铸铜遗存的新发现，为研究周人铸铜工艺及技术水平提供了新材料。

3.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西周历谱和夏商周年表，对周原、丰镐、燕、晋两周考古的开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4.周文化分区及列国区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随着各地周文化遗存的不断发现，周文化分区研究提到重要日程，并与西周分封研究相结合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秦文化、晋及三晋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东夷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的研究，已突破现行的行政区划的局限，纷纷成立研究机构或设立独立研究课题，成为新时期两周考古的特点，并不断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晋文化研究、秦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吴越文化研究等尤为突出。

5.礼制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涉及范围包括社会等级划分、墓葬棺椁制度、用鼎制度、用玉制度、赗赙制度、车马随葬制度、墓祭与墓上建筑等各个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国别、不同时期礼仪制度的差异和演变也开始为研究者所注意。

6.中原周边国族文化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两周时期，中原周系文化内部，因不同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可分为若干不同的文化亚区，在周人文化的外围，更分布着众多的外姓国族及其文化，目前对中原周边国族文化的研究已成为新的热点。

东南地区土墩墓及土墩石室墓研究；岭南地区浮滨文化，夔纹陶与米字纹陶遗存研究；成都平原金沙遗址及巴蜀文化研究；云贵早期青铜文化研究；甘青羌戎文化研究；北方前匈奴文化研究；东北青铜文化研究；东方夷人文化研究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和研究成果问世，杨楠的《土墩与石室土墩遗存研究》和主要由吴海遗执笔的《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葬——2002～2005年发掘报告》，可以看作是对土墩墓、土墩石室墓与夔纹陶、米字陶遗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7.文化变迁与社会演进的长时段研究成为新的视角

通过对文化变迁与社会演进的长时段观察，加深了其规律性的认识和对其反映的事物本质的了解。滕铭予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和宋玲平博士的《晋系墓葬制度研究》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8.文字、艺术及铸铜、治玉、陶瓷烧造工艺技术等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极大地丰富了古文字学、艺术考古、科技考古等考古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

9.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

二、问题和不足

近十年来的两周考古，成绩突出，发展迅速，有目共睹。但越是进步，越要看到，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我认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1.对两周时期，特别是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建设认识不足，尚待不断补充和完善。东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与国别有密切关系，但二者并不等同。国别是政治实体的区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是从文化面貌角度作出的概括。前者反映的是政治疆域的不同及其变化，后者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系统的区别、演变、分化、融合乃至替代与消亡的过程。

2.对证经补史、纠史修史在中国古史体系建设中所具有的作用缺乏足够认识。“证经补史”当然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应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但同样也不能一概抹杀它在订正史料、补充史料从而建设更为可信的古史的重要作用。晋国始封地的研究、芮国地望的研究已清楚地表明“证经补史”工作的重要性，只不过现在我们所说的“证经补史”已不单纯是文字、文献的考证，而更强调文字、文献的考证与考古的结合。

3.在对资料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适时作出综合和概括，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应是研究工作进一步明确的方向。

4.理论探讨尚不够活跃，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尚不够普及。但无论是理论还是新技术、新方法，都不能代替考古学本身的研究。我所说的考古学本身的研究，主要是指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对调查、发掘所获资料的整理和消化，包括拼对陶片、分类、分型、分式及各种不同的统计，没有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就不能从中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更不能解决问题。理论、技术、方法可以改进这些工作，提高其工作效率，帮助理清思路，但不能代替这些工作本身，重要的是要将二者很好地结合，目前多多少少已经出现的忽视甚至贬低考古基础工作的苗头应引起警惕，并切实加以制止。

5.墓葬是社会状况的间接反映，居住址、手工业作坊址等才是社会状况的直接反映。由于“挖宝”思想的侵蚀，重墓葬发掘、轻居址发掘等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6.面对“挖宝”思想的侵蚀和工程建设中的考古以及因盗挖破坏被动进行的考古越来越多的状况，如何树立课题意识，保持考古学科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成为考古学科建设包括考古队伍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方向和途径

1.充分估计取得的成绩，认清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解决认识上的问题是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前提；

2.不断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搞好队伍自身的建设是进一步做好工作的保证；

3.整合研究力量，调整研究方向，突出课题意识，加强理论探讨，运用多种方法，积极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是进一步做好工作的途径。展望未来，两周考古之花必将和其他领域考古一样，更加灿烂，两周考古之果必将和其他领域考古一样，更加硕大丰满。（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